原圖一點都不虛

搬家其實就是在搬運我們自己的同時，搬運糾結在一段生活四周的時空秩序。而“物”則只是這時空秩序的可觸部分，所以箱子的沈重以及房間的清空，都像一種原始生物位移時，器官對於神經的追隨：器官在運動時可以頻繁的滯後或衰弱或更新，沒有知覺與權力。物在此時才像是物，在它即將離開既定位置的時刻才可以發現其隱藏的時空秘密：那種不動帶來的形式主義威嚴以及位移造成的倫理頹勢。對於物來說，日常生活的軌道驅力使它與我可以平等的生活在一種相互尋找的反諷語氣中，而位移的喬遷之喜，以及之前被整理時的逆來順受，卻可以沖淡這種驅力帶來的虛假的物我關系。搬家如同對物進行一次鎮壓與肅清。物在此時如同踏上迷茫旅程，如同今天，那暴雨下的電視怎會設想自己會遭遇真的雨而非英俊的天氣預報員？物的尊嚴完全建立在其功能的不斷實踐與重復利用以至於不可或缺的基礎上。而搬家，便是對於不可或缺性的破壞：對於某些物這是一次流放與遺棄，對於另一些則是撤退與重組，只有極少數的才可以躋身物我合一的境界。而這極少數卻往往是丟失之物，那些我們對於其功能性已遺忘卻可以誘發記憶性與情感性的物們。它們輕輕的占領一個角落，沒有野心與功能心，使我們歡喜與雀躍的發現，使得搬家變得有意味與生動。但這樣的機會並不多，更多的時候我們的過去隨著丟失之物的丟失而變得不可觸及，所以在搬家中，憂傷的並非只有物，我們同樣會憂傷的將命運與物分隔開，而只將它設立為一種未來式的但卻更絕望的運動方向。

二

積澱下的塵埃是記憶性的，這使得打掃房間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一種考古活動，只是這次考古的目的是摧毀，摧毀塵埃所代表的那種隱居的存在。塵埃是空間中的少數派，在時間中亦然，她來自於莫名的方向，生成於莫名的時刻，對於生活發生的地點與期間均抱以絕對的尊重，卻也執著於自己表達尊重的模式——持續的堆疊與反復；卻並不進入生活的正面。她選擇房間的角落，那些遠離秩序與價值判斷的地點，事實上是在溫和的否認與生活的直接淵源，或者派生關系。塵埃當然來自於生活，來自那些可用物的碎小的斷裂，她被生活所放棄，卻不若汙垢的淤積，或汙跡般有著決絕的形態，而是在漫長的駐留中逐漸成為生活的腐殖質或者紀年力量，繼而倔強與溫順都匯合在這充滿精神性的異議中，或可當作被忽略的生活的筆記。在塵埃細膩的斷層中，可以偶爾發現巨大的“化石”，那些錯誤的遺落物——在塵埃下，我們用骯臟的抹布發現他們，他們的功能卻以風幹，只在陳列一段生活中被使用者的史實。在打掃房間中，塵埃不斷這樣吞吐著遺落物，逐漸向我們展示生活的真實履歷。其實一切生活的史實皆在塵埃之下，而非每日都需要經營的幹凈整潔，正如電影中塵封的秘密寶匣上總累積了厚實的塵埃，重大且深遠的意義在開啟前總要經歷塵土飛揚的一瞬；而廳堂中的秩序卻只具備生活表層的氣量與張力。所以，即使塵埃註定是要被抹去的，但其後卻總有意義的發生，記憶的抑或歷史的；打掃房間也就如翻閱舊書一般，作為房客而不是房東的我們，在房間與我們的契約結束之前的一刻，面對不同時段、不同質地的塵埃，便可以發現物質關系之外我們為房間留下的精神性的一面。

      一條音軌的死亡其實就是它不再發聲，進而變為圖像，就如在新聞聯播的時候關掉聲音，看到兩具僵硬的軀體的唇的波動，這種波動的幅度與情緒是如此精確，以至於即使忽略其後的聲帶運動也可以自成一種機械美感。幾十年的震顫與上下頜的開閉，卻總可以與波動間歇的圖像情緒相匹配，豐收，竣工，盛世一個節奏，英雄，典型，偉人一個節奏，敵人，叛徒，暴亂另一個節奏。節奏的穩定似乎成了音軌的核心價值，而非聲帶與聲帶的所指————也許根本不存在一個人的聲帶？而只是一部人形的收錄機在那裏象征，排他，用堆積莊重與靜穆的能指的方法來結構復雜的事實。那幾條老音軌、那幾個老節奏持續進行著一種意識形態混音，政治DJ一般不斷釋放著歡樂迷醉的和諧倫理，供人民從中采樣、搖擺、休眠————相當於對權力合法性的問題每24小時做一次直接、有效的解釋與解決。
       然而今天有一條音軌死亡了。不是關上電視讓它在7點到7點半間暫時死亡，而是一個人變成了他的遺照。但這種真實卻是古怪的，因為很難不帶有“人形收錄機宣告報廢”的意象。那個非人的音軌與其代表的不死的立場似乎永恒的在中國人的晚飯時間發生，雖然其後緊接著的廣告與天氣預報在聲音質地上仿佛否定了前一個半小時，但人民卻如此熱衷於這種銜接的邏輯：同一條音軌從虛無到真實的順勢而下。這便是當代中國生存遊戲的一部分，因為可以降低聆聽與思辨的壓力，便對從中心發射出來的聲音犬儒且依賴————從新聞聯播到廣告再到天氣預報，如果聯合起黃金時段的電視劇，幾乎滿足了當下中國人對於祖國的所有幻覺與欲望。
       今天有一條音軌死亡了。有人竟然哀悼這個“聲音”，多麽的多此一舉！因為“聲音”是不滅的，換上一條新的音軌，節奏還可以繼續穩定與準確。還有人說他會在天堂裏播音，但可曾想過他曾經播音的地方要比天堂不知虛幻上多少！所以，這只是一個人的死亡，一個真實聲帶的死亡，一顆螺絲釘的死亡。也許唯一有趣的是這個死亡帶來的葬禮使得眾多音軌們暫時變成了聲帶們，他們為同伴守靈，祈禱，默哀，但此過程只能進行到明晚7點之前。

  紀念碑的存在定然不是讓靈魂安息，亦不是為了招魂、做法——給予靈魂舒適的洄遊通道。紀念碑因總是被活著的群體所建立，故而不可避免的成為一種活的指示與路牌，在靈魂層面講，反而是一種敦促和攪饒。墓地的空間被設置為空曠的廣場，植被只能覆蓋在四周，似乎和人一樣成為悲憤的列席者，這與普通墓地不同：植被被當作最體貼的紀念奉上，伴以煙酒糖茶等物質樂趣，總之試圖給予死者活人的待遇，甚至在此間有促成陰陽對話的意味（祭拜後不期而至的托夢）。普通墓園具備一種為死者設立的社區功能，死者與死者彼此間狹窄的間隙使得他們可能發生一種“正常”交流甚至一種彼此依賴，這不得不讓人聯想起僵屍電影中他們集體復活的場景。沒錯，普通墓地似乎就是為了讓死者“復活”並“回到”我們中間而建立的，他們在此有名字，有面孔，有身份等級的基本辨識（墓地的奢侈程度）。不起眼的墓碑下，靈魂處於一種生活化的休眠狀態，時節更替帶來的不同祭品，墳墓周圍盛開的時令花朵以及往來祭奠的人群都將這裏納入了日常以及自然的場域。作為“另”一種生命場域與社群，墓地是對生、死在時間與空間上隔閡感的修復，是為死者離開死亡或者我們離開生命所做的知覺準備（尤其是視覺準備）。墓地的一切都在說明死亡是一種暫時與可交感的狀態，從而消弭恐懼與悲傷，並建立一種通道形式的往復體系使得思念與靈魂在此可以持久續接。

    而聳立在墓地中央的紀念碑卻被設置為孤獨的、純粹的死亡圖像。她否定時間的波動、空間的復建以及與其他死者的交流。紀念碑修建於歷史的死亡之處，所以所有現世的物質點綴——那種令魂魄安寧的禮儀——都無法滿足其已經損失的利益，即追悔莫及的意識形態評價。所以她只需要儀式與“人殉”，需要看到活人排列的幾何圖形以及聽到他們的懺悔，從而為自己的孤高尋找到一種知覺的出發點（為什麽成為最高大的墓碑？）。在祭祀間，空曠並非為了增加了肅穆感，而是建構起一種遊蕩的回聲體系，介於意識形態暗語與活人的默禱之間；不過某些“道行”淺薄的人卻可能僅僅震懾於場地的空曠而陷入儀式的姿態格律中。活人總是恐懼於面對死人，在普通墓地的祭奠中，這恐懼可以借由物質媒介或對於靈魂世界的信仰疏解為綿延的悲傷而進入生活本身；但面對紀念碑，卻是在面對一種絕對的死者，面對一種無可疏解的情緒。由於其下根本沒有屍體與肉體的腐敗，所以這裏的死者不會復活且沒有靈魂這種類生命的存在；或只代表他們死亡的一種喻體（比如一種歷史情緒與欲望的累積），且永遠處於一種悲壯、批判的句式中。當死亡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榮譽，成為史詩的萃取，我們便甘於“暫時”放棄日常場域的舒適與活人心態，進入到崇高的懺悔中以分享死亡的榮光。不過作為權力結構的明喻，某些紀念碑的虛偽也很容易識破，因為如果隱形的修建者在那裏建起一幢大墓卻存放著虛構的意識形態情緒，我們便無法聽到與心靈勾連的回聲，或者由於聽到錯誤的“暗語”而無法共鳴。也就是說，紀念碑並不像普通墓地一般依賴於視覺，而是建築於聽覺的“精神化”之上：在尋求共鳴之前，傳播的單向性——總是從紀念碑到人群——使得我們必須首先去解釋、判斷我們的傾向與立場，然後才會有儀式與集體記憶的發生。所以，來到紀念碑前的我們並不僅僅為了祭奠別人，而是同時“祭奠”既有的自己或宣告新的解體的發生。